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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Saville是个摇滚明星。”

——洛杉矶时报的记者Scott Sterling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大部分时候,这位英国设计师的名字与著名摇滚乐队Joy Division、New Order或是传奇音乐厂牌Factory Records联系在一起。很多人,包括我,都是通过他的唱片封套设计而认识他的。许多欧美乐迷并不晓得Saville的大名,但只要你说出他设计封面的那些著名专辑,他们便会立刻报以恍然大悟和赞叹的眼神。他或许还是唯一一个被人在电影里扮演过的设计师——2002年讲述Factory Records和Haçienda俱乐部传奇历史的影片《24小时派对狂》里,Enzo Cilenti扮演的Saville向老板自豪地展示他的海报设计稿,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此时演出已经结束了。

Saville年纪轻轻便成就斐然,从学校毕业不到四年便拿到三座D&AD的银奖,但他每次加入专业设计机构都干不了多久,自己的工作室还一度破产。他以唱片设计闻名世界,却说这不是真正的设计,还称超过三十岁就不该再干这个;他是个平面设计师,却声称自己“不在乎平面设计”;他充满微妙情绪和艺术气息的作品被无数主张自我表达的年轻设计师奉为经典,却在讲座中一再强调:设计要为他人而作。

他确实像个摇滚明星:传奇,矛盾,才华横溢,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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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诞生

 

Peter Saville 1955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他的母亲收集绘画和各种工艺品,家里摆的满是这些东西,Saville便在这样一种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中长大。家庭氛围对Saville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他本人也认可这一点:“不管我在理智上是否认可,我的家里确实有一种华美但略嫌贫乏的氛围,这对我如何看待事物,乃至怎样做事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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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青少年时期到来,Saville的兴趣很快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在中学美术老师Peter Hancock的鼓励和后来同为设计师的同学Malcolm Garrett的怂恿下,Saville进入曼城理工学院学习平面设计。在那里他喜欢上了德国先锋电子乐队Kraftwerk,还有富于浪漫气息的华丽摇滚/艺术摇滚乐队Roxy Music。后者成为影响他日后设计观念的一个灵感来源:“(Roxy Music)融合了复古和科技,是流行音乐的后现代实验。……他们汲取六十年代之前的形象和观念,将它们混合起来,再用现代的方式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来。”当然,Saville那时的看法并没有这么明确,他采用类似的方式进行设计还得到几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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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将他带上“Peter Saville风格”设计之路的是一本从图书馆偷来的书:1969年由Herbert Spencer编著的《现代版式设计先驱(Pioneers of Modern Typography)》。Malcolm Garrett从雷丁大学回到曼彻斯特,带给Saville这本书和他的历史主义趣味。其时Garrett已经为Buzzcocks等有名的乐队设计了唱片封套,发展出一种被Saville为“荧光色构成主义”的、混合了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的风格。这让Saville感到十分嫉妒,于是他开始研读起这本书来,并很快入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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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s of Modern Typography

书中最受他青睐的是Herbert Bayer和Jan Tschichold。由于Bayer的风格和Garrett所采用的太过接近,Saville把更多的兴趣投向了Tschichold。Jan Tschichold一度是现代主义版式和无衬线字体的极度推崇者,但后期转而投向带有古典主义倾向的对称排版和有衬线字体。但Saville并不关心这之间的区别,他看重的是Tschichold作品整体所体现出来的冷静和优雅,这与当时盛行的朋克风格那种无政府主义的粗陋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当1978年Saville认识了Factory俱乐部的老板Tony Wilson,后者请他设计一张演出的海报时,Saville毫无悬念地采用了无衬线字体和高度秩序的版式。他从学校的某个门上“偷”来一个噪音警示标志,与规整的文字和粗条纹一起置于明亮的黄色背景上。这张后来被命名为FAC 1的海报是Saville第一张融合了经典和现代风格的作品,Saville达到了他的目的:它看起来的确“酷到极点,没有一点作坊的感觉”,而且“一点也不像Malcolm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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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Jan Tschichold作品  右:FAC 1海报,Peter Saville 设计
1978年Saville从学校毕业,之后漫无目的的在曼彻斯特游荡了很久。Saville的毕业成绩是优秀,但却十分没有自信,认为自己所受的训练不足以胜任工作。在那段时间Tony Wilson找到他,商量成立一家唱片公司,为俱乐部表演的乐队发行专辑。于是Saville成为了传奇厂牌Factory Records的创始人之一,并被委任为公司的艺术指导。之后他为俱乐部的乐队设计了名为FAC 2的合辑封套,延续了FAC 1海报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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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2海报,Peter Saville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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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Saville设计出了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Joy Division乐队的首张专辑Unknown Pleasures的封套。这张在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专辑,以其诗一般的歌词、内省而充满阴暗氛围的音乐确立了post-punk音乐类型,开创了全新的潮流。Saville设计的封套今日已然成为文化标志,出现在T恤、滑板乃至纹身图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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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Craft利用位于波多黎各的Arecibo望远镜——到今年9月之前都将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对包括它在内的12颗刚发现不久的脉冲星进行了追加观测,给出了这些脉冲星的脉冲轮廓随时间变化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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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天文学百科全书》上登载的图片:CP1919的一百多次连续脉冲波形

若是细究起来,乐队的鼓手Stephen Morris功不可没:封面图案最初是他向Saville提供的,那是某期《剑桥天文学百科全书》杂志登载的一幅图片,内容是人类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CP1919的一百多次连续脉冲波形。Saville将原本黑色的线条变成白色,置于全黑的背景中央,用带有暗纹的华丽纸张印刷出来。这是一张现代感十足的极简主义封面,死寂的黑底上白色的波形犹如垂死恒星的心跳,在朋克横行的音乐界一片混乱的视觉环境中显得那样卓尔不群。Saville在设计时并没有听过里面的歌曲,工作结束后才在制作人的“逼迫”下听了专辑,他意识到:自己参与进了某种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了”。当他在春天离开曼彻斯特前往伦敦时,他很庆幸自己待了足够久,从而得以成为这些事情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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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伦敦,Saville起先在一家设计公司当助理,但总是不按点上班,老板虽然赏识他却爱莫能助。辗转到年末,Saville终于安定下来,在维珍唱片的分部DinDisc找到一份艺术指导的工作。他在那里干到1982年公司解散,之后在伦敦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Peter Saville Association(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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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r LP 


在去伦敦的火车上,Saville读到一篇Phillip Johnson关于纽约AT&T大厦的文章。他意识到了齐彭代尔家具式的楼顶与自己的历史趣味之间的某种联系:“这使我想到,也许我想采用Tschichold的晚期作品并不是错误的。……一年之内,新古典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已经遍地开花。纽约的人都忙着往自己的公寓里安几根柱子。我的贡献就是在平面设计里推行同样的事情。”不仅如此,它还治好了Saville的自卑:“它(时代潮流)总是一种情绪上的感觉,过了一年左右我便开始相信自己的感受。我不需要再等到支持我的信号出现,我已经够胆走自己的路,但基本上还是从历史参照出发的。”1980年他和Martyn Atkins为Joy Division的第二张专辑Closer设计的封套便是这一想法的初步实践:他们采用了纤细的衬线字体,与一幅黑白摄影图片规整地安置在白底色上,照片是摄影师Bernard Pierre Wolff的作品,拍摄的是意大利热那亚一处墓地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整个封面充满了新古典主义的沉静和典雅。不幸的是,这张阴郁肃穆的封套冥冥中似乎预示了某种不祥,专辑发行没多久,乐队的主唱和灵魂人物Ian Curtis便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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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Monday 封套,就是它让Tony Wilson赔得够呛

Ian去世后,余下的队员重整旗鼓,更名为New Order,并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著名的乐队之一,一直活跃至今。Saville成了他们的御用设计师,在之后的日子里为乐队设计了一系列唱片封套。这些作品加上之前Joy Division的封套设计,成了Saville最优秀和成功的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New Order和Factory为Saville提供了即使不是前所未有,也堪称罕见的创作自由。Ian死后,New Order的成员们便把封面决策权完全交给了Saville,自己不闻不问;而Factory的老板,负责出钱的Tony Wilson则是个富有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人,当他得知New Order 1983年的单曲Blue Monday(同样由Saville设计)由于封套印刷过于精致,导致卖出一张就会亏损5便士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I never count the cost of beauty(我从不在美的东西上吝啬).”有了这种程度的支持,Saville得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有一次,乐队迟迟没有给专辑起名字,经纪人甚至认真的与Saville商量取名为“Peter Saville’ s New Order”,就像当年Andy Warhol为The Velvet Underground设计那张经典的“黄香蕉”封面时一样。后来由于乐队不乐意,Saville也觉得这么干太自我膨胀了,这个想法最终没有付诸实践。

02

拿来主义者

 

在8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Saville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从视觉上看,它是简洁、单纯、优雅、精致的。开始时它也许只是对七十年代朋克风格粗陋、混乱的视觉形象的刻意反叛,1981年的Saville曾说,“我认为,要使一件作品脱颖而出,就必须采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要非常的规整而有秩序。”但后来它演化成一种下意识的风格,Saville承认他看得出自己的作品有明显的视觉特点,“但那是不由自主的。它是自我的一部分,无法避免。”文章开头提及家庭环境的影响,也可以解释Saville对精致典雅的某种偏好。

而更为重要,也是标志性的特点,是Saville坚持不懈的“参照主义”(referrencialism)和“拿来主义”(appropriation)。他不断地从艺术史、设计史乃至周遭的环境中借用某个形象或是动机,再将其表达出来。Saville这样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我这一代人只能在已发生事物的语境中看问题。我们已经被后现代的感觉方式严重制约了,又或许只是因为信仰的丧失,以至于我们只能以参照的方式理解所有事物。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都被放在语境当中,以回顾的方式被定义。如果你说“它看起来不像你见过的任何东西”,我们就会有点失落。……我们现在的文化相当依赖于熟悉感,这就是我的作品吸引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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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lle认为,这种借用产生的基础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如果你看看20世纪文化发展的历程,直到六十年代,它的美学一直在起作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的革命,技术带来的加速。到60年代末,这种持续的前行停住了,徘徊不前。每个人都质疑起这趟旅程和它带来的某些结果。……是不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在前行至今的路上是不是丢失了人类的某些经验?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护、翻新老房子,而不是推倒它们建新的?我们所遗弃的事物,是不是应该拿回来重新审视?也许有些是好的。”

这种对历史动机的回溯一直贯穿于Saville的设计生涯中,但这种借用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像Christopher Wilson在采访Saville时所说的,它呈现出的是一种“替换过的熟悉感”。人们对葡萄酒酒标的古典风格司空见惯,但当这种古典倾向出现在Closer这种摇滚唱片封面上,就是全新的创举。在Saville看来,“(自己带给设计界的)是对符号学的更微妙的理解。我玩的花样就是把这些符号(葡萄酒标等)放在别的地方。随着语境的转换,符号建立时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我指的是,把这个符号放在这件新的产品上,便体现出了某种品质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Saville的创作方式是完全后现代主义的,正如他在谈及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建筑AT&T大厦时所说的,“我的贡献就是在平面设计里推行同样的事情。”

在80年代初,Saville主要是从20世纪初的艺术与设计,乃至更早的时期寻找灵感。不光是Jan Tschichold,还有Berthold Wolpe1937年设计的Albertus字体样本(New Order 1981年的单曲Ceremony封套),Henri Fantin-Latour的油画“A Basket of Roses”( New Order 1983年的专辑Power, Corruption & Lies封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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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Corruption & Lies 封套

1985年Saville陷入了一个小低潮,他感到自己已经在历史的小路上往回走了足够久,决定“回到更本质的东西上”。于是New Order 1985年的专辑“Low Life”的封套上首次出现了乐队成员的照片,这种在唱片设计界司空见惯的“大俗”对Saville来说倒还真是头一遭,他的解释是,回到最本质的东西,这乐队不就是四个人么。不过Saville到底还是没有放弃他的拿来主义,他在成员的照片外又罩了一层半透明的纸,印有乐队和专辑名称,而这一部分的设计参照了Josef Müller-Brockmann1960年设计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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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Life 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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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f Müller-Brockmann设计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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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Faith 封套

之后,Saville又回到了从某个参照出发的设计方式上,只不过这一次他开始将目光投向更近的60年代。New Order1987年的单曲True Faith的封套是Saville最优美的作品之一,灵感来自法国著名当代艺术家Yves Klein,在以其名字命名的纯净蓝色(International Klein Blue,简称IKB)背景上,一片金色树叶静静地悬浮在空中,如同时间静止了一般。而New Order 1989年的专辑Technique那鲜艳的仿丝网印刷风格的封套,则无疑是来自Andy War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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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 封套

03

动荡与转身

 

90年代初随着全球的经济衰退, Saville也陷入动荡不安。1990年他的工作室PSA由于财务危机不得不宣告破产,之后他加入了英国老牌设计公司Pentagram。但由于他长期以来养成的“恶名昭彰”的工作习惯,加之对效益优先的商业设计适应困难,Saville没过多久就离开了。第二年,Factory Records倒闭。1993年Saville受到邀请去往洛杉矶,加入Frankfurt Balkind广告公司,但不出一年他就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离开了。

在洛杉矶期间,Saville为换了东家的New Order设计了专辑Republic和其他一些单曲的封套。身在美国的Saville将他的切身感受放入了设计当中:“电视文化,大众传媒爆炸,你不断换台时那种讽刺而疯狂的感觉:CNN、MTV、电视购物频道,然后你就看到新闻中一些十分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就是洛杉矶,是一场暴动,是尼禄看着罗马燃烧而漠不关心,是同时出现的两个图景:火与水,而这就是我的洛杉矶体验。”Saville从翻拍万宝路广告照片出名的美国艺术家Richard Prince和批判消费主义的女艺术家Barbara Kruger那里获得灵感,把从图片库找来的照片拼在一起,制作出了他政治批判性最强的作品之一。它与Saville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那种精心营造的优美荡然无存,一位他的美国粉丝十分不喜欢它,称它完全是“反设计”的。Saville后来说,洛杉矶的作品可能更接近于艺术而不是设计了,“它有点像是与我们这个垃圾的时代达成了妥协,说,好吧,咱们就别再装得好像这还是古老纸张和木活字的时代,真实世界是像电影《修女也疯狂》那样的,咱们干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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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Up 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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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Wunderlich 作品

1995年,Saville回到伦敦。从80年代中后期起Saville便开始与山本耀司等时尚设计师合作,经过90年代初的几次颠簸,90年代中期后他的工作重心更多地转移到了时尚界,而较少做音乐的设计了。他也基本不再进行具体的设计工作,主要以顾问和艺术指导的身份出现。不过这一时期他还是为Suede、Pulp等乐队设计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些年轻人是听着Factory的唱片长大的,现在成了明星,于是找到儿时偶像来圆梦。Suede1997年的专辑Coming Up封面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之一,灵感来自德国超现实主义画家Paul Wunderlich的画作。经过后期处理的封面图片介于抽象和现实之间,看起来既浮华又颓靡,暧昧、迷幻而性感,很好地传达了Suede音乐的特质。之后的时间里Saville与时尚界的合作趋于稳定,他先后与Dior、Givenchy、EMI等时尚大牌以及i-D、Wallpaper等杂志合作,并开始创作以Waste Paintings命名的一系列实验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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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伦敦的Design Museum为他举办了作品展览。同年,在比利时设计师Raf Simons秋冬季的秀场上,模特们身穿印有Saville设计的New Order专辑封面的时装走上T台。他坚持不懈的“参照主义”过了几十年,终于回到了自己头上。现在的他已然成为经典的一员,被致敬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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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个花:Raf Simons这哥们是个不亚于Hedi Slimane的滚青,致敬这种事他也干过不止一次… 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去看他98/99秋冬男装系列“Radio-activity”的发布会,致敬Kraftwerk的,比这个更给力。

04

理想照进现实

 

09年英国ELLE Decoration杂志的访谈中,Saville被问及什么是他觉得有最大成就的事。他答道:“作为Factory Records的一部分。……我所做的其他事都不能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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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Order: Fine Time封套

Saville的言辞并非言过其实。这个仅仅存在了14年的厂牌之所以成为传奇,是因为他和Tony Wilson等创立者们所报持的信念,想要真正做一些事情,并且把它做好。“我不明白为什么流行文化就非得那么平庸、幼稚和艳俗。我想,为什么这些音乐,这些生活的背景声音不能有一个好的面貌。为什么它就不能有堪与画廊和博物馆比肩的文化内涵?为什么不能?”Saville所做的,就是提升音乐包装设计的水准,将品质带入浮躁的流行音乐和文化当中。

对于这一点的意义,Saville这样说道:“所有年轻人的卧室墙上都会贴满他喜欢的明星和组合,然后他长到20岁,这些东西就被塞到床底下然后弃之大吉。而Malcolm(Garrett)和我所做的是将唱片封面抽象化,引入文化因素,而不是放一张艺人的照片了事。藉此我们创造出一种视觉影响,可以让接受他的人带入自己的成人生活。这是一张New Order的封面,没理由让它不可以看上去像他们的办公日记、服饰包装或是别的什么除了音乐外他们现在感兴趣的东西。……人们收藏Factory的唱片,因为它们是音乐和文字的杰作。在他们周围是这样一种景象,它展示了事物应当是怎样的。”

设计师施德明曾说,唱片封套是唯一不会被人丢弃的包装。同样,在Saville看来,流行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有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力。 “一个香皂盒永远不会深入心灵。流行音乐,尤其是亚文化流行音乐,是一套直达人心的系统。它是对十几岁孩子的唯一也是最大的影响。这些唱片封套可以是海报或明信片,没准会有人很喜欢,但离开了音乐,它就不可能直入成千上万人的灵魂。……我们之前的设计师的杰作是为博物馆、画廊还有其他重视设计的“有价值的”客户,这些都很有意思。但这不是有关心灵与灵魂的,他们的对象也不是未定型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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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D的同名专辑封套

有一个颇富戏剧性的故事,可以很清楚的看出Saville所称的这种影响如何改变了年轻人的生活。中岛英树是日本一位著名设计师,少年时他曾立志成为画家。然而有一天,他在音像店偶然看到了Saville为OMD乐队的同名专辑设计的封套。“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刻。”中岛说。他改变了主意,决定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多年之后,中岛以类似的方式设计了坂本龙一的《乐队演奏 》唱片封套,以此来表达对Saville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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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英树给坂本龙一设计的唱片封套

Saville在一次访谈中曾说,他准备往工作室墙上装个霓虹灯,内容是“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当心你想要的东西)”。当Saville开始他的设计生涯时,周遭的环境恶劣,所有东西看上去都面目丑陋。他揣着一份“可以更好的”理想主义信念开始他的奋斗。Saville认为,设计应当是真诚的,出于良好的意愿,是对人的尊重。“我们(指Factory)不会把买唱片的人看做掏钱挨宰的,他们是听众,是收藏者。……(把唱片封套设计得好看)不是要引诱谁来买,这不是这样做的初衷。它更多的是关于尊重。我们可以凑合,也可以认真做事。我们选择了后者。”而到头来,Saville却发现一切都变得和他所想的大不一样。“设计变成了新的广告。营销人员发现,如果你让东西看起来好一些,就能把它卖出去。这不是真正的设计。它是“设计感”。大多数被推销的东西比几年前好不了多少。它们只是看起来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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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lle不喜欢这样,但面对现实,他感到很无奈。“我若是在公司里,对四五十个人负责,那我很可能会没有选择。我要是结了婚有孩子要养,我也会没有选择。”Factory就像是一个乌托邦,使得他对现实难以适应。

“Pentagram作为一个盈利的公司,已经尽可能的做到最好了。我离开只是因为实在没法接受要寻求利润这个事实。……从赚钱的角度来看,我这个设计师是完全彻底的不专业。”他甚至担心自己对年轻人的影响:“我很担心那些看过我的作品,把我奉为榜样的年轻人。我真的认为……这不能说是危险,但起码有点误导。……那些(指在Factory的唱片设计)不是平面设计。平面设计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每次做完讲座,老有人跑来说‘我就是因为你的唱片封套才当设计师的’。我只能说‘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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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Saville、Tony Wilson等抱着同样理想的人所创建的只是个短暂的乌托邦,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已经真切的改变了现实。它催生了Saville最优秀的、也是流行音乐史上最优秀的一批设计作品,并且将曼彻斯特从一个破败萧条的后工业城市变成了英国乃至世界流行音乐的重镇。Saville设计的唱片封套成了这座城市的视觉名片,2004年他被任命为曼彻斯特的城市形象艺术指导,与其说这是个委任,倒更像是对他贡献的表彰。Saville的设计时至今日依然被许多人欣赏和推崇,有些作品成为了文化符号,在各种场合被致敬,出现在限量版T恤、滑板乃至纹身图案上,在几十年之后证明着它的价值。如同Rick Poynor在‘Designed by Peter Saville’一书中所评论的那样,这种理想主义、真诚和对品质的追求,“为这些最优秀的唱片封套设计注入了一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与众不同的东西:持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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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mory of Tony Wilson (1950-2007).

Written by 抑郁小兔李邦妮.   参考书目:Designed by Peter Sa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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